1年杀死了12人，吃掉了其中8人的脑子。
甚至杀死刚刚结婚的妻子，将受害者分解丢进垃圾场。
这一切只是因为凶手长期头疼，竟然听信偏方吃人脑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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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凶手侯振的供述，他在1年内一共杀死了12人，吃掉了其中8人的脑子。
冷静的讲述让专案组的民警感到极度震惊，甚至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怀疑。侯振说道：我今年34岁，以前就进去过而且不止一次。一位刑警问道：你是因为什么事情进去的呢？侯振回答道第一次是在1979年，那时我19岁没有工作，就在社会上闲混。当时我手头拮据，然后学了一个朋友的骗术，骗了一个单位几千元钱。我刚刚花了几天，就被你们公安抓住了，然后被判刑4年。
第二次是在1985年，我刚刚出狱3年，因为找不到正当工作，也不愿意做苦力，所以重新开始了诈骗行为。这一次我骗了一家单位的5万元。我用钱去南方放纵，花了一半之后，你们抓住了我，我被判了十二年的刑期。其实在我被捕前，我并没有花完2万多元，剩下的1万多元我藏在同伙兰某的家里。让兰某帮我保管这笔钱，没想到对方坐了7年牢，在1992年被假释了，他一共蹲了11年的牢。侯振的过往犯罪经历令人震惊。他冷酷无情地犯下了多起罪行，不仅屡次入狱，而且对于刑期和牢狱生活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出狱后，我去找兰某要钱。他是个职业骗子，父母早逝，姐姐也与我没有来往。他常年在外行骗，住所一直在变，很难找到他。但他听说我出狱了，主动联系了我。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对朋友非常忠诚。他说花了几千元帮我保释，剩下的赃款都在他那里。他给了我5000多元，我拿出一半给他作为报答。他建议我留着这些钱自己用，因为我在外面做的一些生意还不错，手头上并不缺钱。于是我利用这笔钱，在城里开了一个大排档，每个月能赚一两千元，比普通工人收入要高得多。
刑警有些不解地问道：你过得这么好，赚钱比我还多，为什么还要犯罪呢？侯振苦笑了一下，继续解释道：刚开始出狱时，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头疼，疼得我简直要命，24小时都不停止。为了治疗这个病，我去了七八家大医院，进行了各种检查，看了中医和西医，但都没有给出确切的诊断结果。医生给我开了很多药，有的根本没有效果，有的稍微缓解了一些，但一停药又恢复原状。我对这些药感到愤怒，甚至把药罐都摔破了。当时我非常痛苦，真的感觉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但后来我想到，我才34岁，还没有结婚生子，如果这样跳江自杀太不值得。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听到的乡下传言，说吃新鲜的人脑可以治愈百病。
为什么要杀害刚刚结婚的妻子？听到对杀害新婚妻子的描述，刑警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侯振咬牙切齿地回答：这个女人欺骗了我，我蹲过大牢，34岁了还没结婚，至少还有一些钱。我的妻子经常来我的店里吃烧烤，我们慢慢熟悉起来。她说自己28岁，单身未婚。我觉得她相貌不错，也很会说话，对她产生了好感，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了。四个月前，我们领证结婚了。可是，就在半个月前，她突然身上长了很多皮疹，怀疑是皮肤病。我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要求我们两人都进行检测。结果让我震惊的是，我们都被诊断出梅毒感染，尽管我没有任何症状。医生在我面前没有说什么，只是给了我们药物治疗。我感觉事情不对劲，于是我拿着检查单去另一家医院，声称是乡下朋友的单子，想咨询一下情况。
医生告诉我，这个女人大约在两个多月前感染了梅毒，而我是一个月前被传染的。这意味着，她先感染了，然后传染给了我。通俗地说，这个女人在外面有别的男人，她让我戴上了绿帽子。侯振气听到这些，愤怒不已。这个不贞的女人，才刚刚结婚几个月，她就在外面与其他男人乱搞，玷污了我们侯家的声誉。我不能容忍这种背叛。
刑警听着侯振的描述，难以置信地问道：所以你最终还是杀了她？
侯振沉默片刻回答道：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杀她。我并不傻，我知道如果她死了，你们会首先怀疑到我身上。我只是想弄清楚事实真相，然后揍她一顿，最后离婚。案发前一天晚上，我们回到了郊区的老屋，准备第二天去走亲戚。结果当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酒精有些上头，当时就把心中的事说了出来。没想到妻子却丝毫不承认，反而说是我传染给她的。于是我重复了医生的诊断，这个女人这才勉强承认，承认背着我和其他男人发生了关系。
我举起手给了她一个耳光，可她还不服气，辱骂我说：你个劳改犯还嫌弃我？你又算什么好东西？我愤怒之下，拿起斧头一下就砍死了这个女人，然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上午醒来时，看到尸体，我才想起昨天杀了她。我们原本约好要去走亲戚，我妈妈下午就会过来，尸体绝对藏不住。虽然我知道白天抛尸不合适，但我没有其他办法。关键是，这次杀人是一时冲动，没有任何准备，尤其没有编织袋可以使用，所以我只能把尸体分割后用一个大袋子盖住。不料，在我骑车离开村子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到了垃圾场才发现少了一截胳膊。
刑警听着侯振的回答，感到愕然：你发现了碎尸丢在路上，为什么没有立刻逃跑呢？
侯振冷笑一声，之前我杀了11个人都没有事发生，以为警方都是无能之辈，根本无法追踪我。当时我想，即使你们看到路上的胳膊，要锁定我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我当时身上没带钱，也没有太多积蓄，计划是回家后尽快卖掉大排档，拿到钱后再逃走。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回家的那一天就被你们逮捕了。
警方表示你一共杀了12个人，但现在只知道11个，那最后一个人是谁呢？侯振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道：那是在杀了那几个民工之后，当天晚上我醉醺醺地走在大江边的小路上。突然有个站街女搭讪我，问我是否需要她的服务。我觉得她长得丑，就轻蔑地说：你这么丑还出来做生意？站街女立即回骂我长的丑，我怒火中烧，一脚把她踢进了江里。她之后是否死了，我就不清楚了。毕竟江水湍急而且非常寒冷，我猜她应该淹死了。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东北连续发生12起变态杀人案件。
时间回到1993年，几名捡垃圾的老人报警称，在垃圾场发现了异常的东西。接到报警后，刑警立刻前往这个生活垃圾场，七八个拾荒老人已经等候在此。他们面前摆放着一个黑色的编织袋，袋口已经打开了一半，露出了一只人类的脚掌。这只脚掌相当大，而且有些粗糙，看上去属于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刑警打开编织袋，发现里面装着一个男人的两条腿和两只手。根据切口和尸体皮肤的状态，明显不是医学院丢弃的解剖标本。尸体没有经过防腐处理，也不是用解剖刀进行切割，而是被使用菜刀等利器切开的。专案组迅速成立。第一步是寻找其余的碎尸。这个垃圾场主要处理城市东区的生活垃圾，每天都有大量垃圾车来倾倒垃圾。垃圾堆积如山，除了拾荒人以外，很少有人来检查。显然，这个垃圾场是抛尸的理想地点。专案组调集了大量警力，开始在垃圾堆中进行搜查。
第二天，民警们发现了另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一个男人的躯干和头部。
就在他们以为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法医却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这具躯干和头部与之前发现的手脚不属于同一个人。两具尸体的皮肤颜色和毛孔情况都有明显的差异，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尸体的腐败程度也有明显的不同，至少相差了10天。换句话说，这里被抛尸的是两个男性。根据尸体的切口和编织袋，可以推断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专案组立即封锁了垃圾场，并组织了100多名民兵和积极分子参与搜索工作。经过整整一周的努力，果然找到了一大堆碎尸。经过拼接，共发现了5具尸体，其中包括2名男性，2名女性和1名未成年少女。
这起案件非常重大，专案组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希望能尽快破案。法医首先对尸体进行了检验，并发现这5人是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死亡的。年龄在30多岁的一男一女，大约在2个多月前死亡。而年龄在40岁左右的一男一女和大约13岁的少女，则是在1个半月前死亡。法医怀疑这些人分别属于两个家庭，特别是少女和40岁女性看起来非常相像，可能是母女关系。而年龄在30多岁的一男一女非常接近，可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尸检结果显示，这5人的死因基本一致。其中有4人是被钝器猛击后导致脑部受伤致死。只有那个13岁的小女孩，是被活生生掐死的。可能是因为她年幼娇弱，歹徒认为用双手就足以杀死她了。
经过对尸体的进一步调查，专案组成功查清了尸源。
其中一对年龄在30多岁的男女以及另一对年龄在40岁左右的男女，被确认是夫妻关系。他们是普通的城市居民，没有特殊背景或身份。而13岁的少女是40岁女性的女儿，确认了母女关系。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确定案件的动机和凶手的身份。考虑到案件中没有发现侵犯行为，并且碎尸附近的衣物都不是高档货，劫财的可能性被排除。此外，凶手没有选择直接抢劫，而是采取了碎尸抛尸的残忍手段，这也不符合一般劫财案件的特征。然而，案件中的灭门行为和对整个家庭的袭击表明，凶手可能具有刻骨仇恨和报复心理。他们对这两个家庭怀有深深的仇恨，甚至连13岁的少女都未放过。这种报复杀人的动机成为了调查的重点。
查清楚尸源并非困难，但要找到凶手并确定动机却相当困难。
一个多月前，当地派出所接到一起报案，报称一家开照相馆的夫妻和他们的13岁女儿失踪了。这家照相馆的老板叫李健，今年42岁。原本是一家国有照相馆的职工，后来下海自主创业，开了一家个体照相馆。他的妻子是一名普通的纺织厂女工，而他们的女儿则正在上初一。李健的弟弟前往派出所报案，称他哥哥一家已经失踪了一个星期，家里没有人，照相馆也无人经营。弟弟去嫂子工厂打听情况，得知嫂子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出现上班了。此外，小李的学校也报告说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了。
李健的弟弟觉得情况非常奇怪，因为在他们喝酒的前几天，李健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为什么一家三口会突然消失呢？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展开了调查。他们在李健的家和照相馆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比如斗殴的痕迹或者血迹等。调查人员还查找了家里的财物，没有发现任何遗失。目前无法确定这是否涉及刑事案件，因此派出所将其登记为一起失踪案。然而，当发现一家三口的碎尸后，警方高度怀疑死者就是李健一家。经过李健的弟弟辨认，证实这些尸体确实是李健一家人的。原来，李健一家并不是自然失踪，而是遭到了不幸的灭门惨案，并且他们的尸体被丢弃在垃圾场。
根据李健弟弟的陈述，李健在生活中并非没有仇敌。他是一位摔跤爱好者，在本市的业余摔跤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他身材魁梧胸怀宽广，为人义气慷慨大方。他交友广泛，但由于性格上的冲动和爱争吵，经常会因为不合适的言语而与人发生争执，甚至动手斗殴。李健的弟弟回忆道，从小到大亲眼目睹李健与他人发生过至少二十次的打斗。作为一位摔跤高手，一般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虽然他在斗殴中从未落败过，但也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最多只是留下一些青肿。他有分寸地控制力度，因此警方也从未逮捕过他。如果说有仇敌，恐怕就是那些与他发生过冲突并打斗的人。
刑警表达了怀疑，认为谁会因为一场打斗而去灭门杀戮整个家庭呢？
他询问李健的弟弟是否知道其他可能的仇敌，例如与经营方面有关的纠纷。李健的弟弟坚定地表示没有这样的情况。他说李健的照相馆只是一个小店，每天勉强维持生计，没有引起任何商业纠纷。李健性格豪爽，通常是借钱给别人，从不向别人借钱，因此在经济方面也没有仇敌。刑警继续追问关于李健妻子的情况。李健的弟弟回答说，他的嫂子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女工，性格胆小怕事，根本不可能去欺负别人。而他们的女儿才刚刚升入初中，更没有可能有仇敌。刑警觉得这一切非常奇怪。专案组进行了详细的社会关系调查，发现李健的弟弟所说并非虚构。
李健年轻时脾气暴躁，常与人打架，但在35岁之后，他很少再动手。警方对多年前与李健有过冲突的几个男人展开了调查，但很快将他们排除在嫌疑之外。这些人要么没有案发时的在场证明，要么多年来已经与李健失去联系，即使想要报复也不可能等这么久。这些人与李健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一些街头打架等小事，甚至当时也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即使他们想要报复，最多也只会找几个人来揍李健一顿，怎么可能随意杀人全家，还进行碎尸的残忍行为呢？这不是因为杀父之仇或夺妻之恨。调查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案件始终没有任何头绪。李健一家三口的灭门案只能被暂时搁置。此外，那两个年龄在30多岁的男女被杀害的身份至今无法确认，他们甚至不在原本失踪人口的名单之中。
专案组请来全国的法医精英进行第二次尸检，看到两具30多岁男女的尸体时立刻感到震惊。与李健一家三口的尸体相比，这两具尸体有所不同。李健夫妻的头部和后脑部被钝器猛砸。尸体发现时，两人的脑组织已经流失了大部分，颅内组织所剩无几。而那两具30多岁男女的尸体也存在相似的情况，脑组织基本消失。在第一次尸检中，法医认为这四个人都是头部受到重击，导致脑组织流失，没有区别。第二次尸检的法医专家一看就觉得不对劲。这两组尸体看起来相似，但实际上存在差异。李健夫妻的头部是被铁锤或斧头等重物砸击，导致颅骨破裂而惨死，脑组织大部分流失。
但在那两具30多岁男女的颅骨上，法医发现了大量金属利器的痕迹，似乎是尖锐斧头等锋利物体反复劈砍造成的。这并不是受害者在死前遭受的伤害，而是在死后被歹徒劈砍挖掘出脑组织。这不是常规的分尸或碎尸手法。通常情况下，进行碎尸只需要将人头切下并丢弃即可，无需动到脑组织。而要将整个脑组织从颅骨中取出，绝非易事。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在进行手术时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歹徒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做这种无用功，完全违背常理！这使得案件更加扑朔迷离。法医专家经验丰富，立刻想起了10多年前在东北发生的一起类似案件，发生在1979年的一起事件。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一个民兵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疾病。由于他没有接受过教育，非常愚昧，他竟然听信当地的迷信说法，即吃下活人的脑子可以治愈无名之症。
他骗了一个仇人到山上，并将其打死，然后取下了他的脑子并食用了一部分。这起案件很快被侦破，那名吃脑者于1980年被公开审判并处以死刑。当法医看到这两具尸体的情况时，他高度怀疑这是类似的案件。换句话说，30多岁的男女被歹徒杀害后，又被吃掉了脑子。尽管许多专案组的民警对于杀人吃脑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但考虑到类似事件在1979年发生过一次，并且1993年再次发生也是可能的。法医认为，这次的凶手可能也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无知之徒。他可能患有某种无法确定的疾病，经过多年治疗无果，最终决定通过杀人吃脑来寻求治愈。根据李健一家三口被杀后未被吃脑的情况来看，凶手在吃掉那对男女的脑子后可能认为自己的症状有所好转，因此停止了这种极度扭曲的行为。
法医专家认为，歹徒很可能之前已经犯下过其他案件。
这个推断很简单，歹徒劈开头部取脑子的手法非常熟练，绝对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专案组急忙展开新一轮的调查，试图找到其他的受害者。根据发现碎尸的垃圾场的拾荒者提供的线索，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大型垃圾场发现了一处可能存在碎尸的区域。平时城市东面的垃圾都被倒在这两个垃圾场。考虑到凶手杀人后抛尸的可能性，他们很可能不会将所有尸体都丢弃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另一个垃圾场是否也会有碎尸呢？
于是，专案组开始在另一个垃圾场展开地毯式的搜寻行动。这一次的搜寻进展迅速，不到10天的时间就陆续发现了5具尸体，都是年龄在二三十岁的成年男性。这些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各不相同，平均每个案件之间相差半个月左右。这些尸体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被人杀害后，头部被利器劈开，取走了全部的脑组织。然而，与之后的案件不同的是，这5具尸体的碎尸都经过焚烧处理，尤其是面部已经无法辨认。
1993年的刑侦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警方无法快速地确定受害者的身份。由于缺乏全国联网的户籍信息系统，除了李健一家三口之外，其他七名受害者的身份无法得知。尤其是那五具被焚烧过的尸体，连警方的专家都无法通过面部恢复来确定他们的相貌，更别说发布认尸启示了。而凶手似乎具备相当丰富的作案经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既没有侵犯三名女性受害者，也没有留下体液等关键线索。此外，他可能在作案时戴着手套，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对于碎尸行为，尤其是那五具被焚烧的碎尸，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调查的线索。
警方只能不断地调查李健的社交关系，但最终却一无所获。在万般无奈之下，专案组决定转而寻找凶手抛弃尸体的线索！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凶手抛弃了十具尸体，这意味着应该会有目击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垃圾场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来丢垃圾，有卡车、货车，甚至有三轮车和骑驴的人。而这些垃圾都被装在袋子里，没有人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即使凶手当众抛弃尸体，普通人也不会留意到这是碎尸的行为。这起案件已经持续侦破了几个月，但竟然没有取得任何收获。
就在专案组陷入困境之际，突然出现了一起意外的报警事件，给他们带来了惊喜。
当地派出所报告称，他们接到了一起关于杀人案件的报警，立即派出警力前往现场。举报人是一名来自城郊结合部某村的男子。根据他的陈述，他的9岁儿子本来在村口玩耍，突然拿着一样东西跑回家。男子接过东西一看，惊讶地发现那是一截血淋淋的手臂，手掌还连着上臂。男子大为震惊，急忙询问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年幼的儿子说了三遍，男子才勉强弄清楚了事情的大概。原来，他的儿子正在村口的草丛中捉昆虫，目睹了同村的村民侯振骑着盖着黑色塑料布的三轮车离开村庄。
当侯振经过村口的一个大坑时，三轮车突然颠簸了一下，几乎翻倒。然而，侯振并没有停车，继续向前行驶，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小孩的眼睛很尖，他看到三轮车上掉下了一样东西，滚落到路边的草丛中。等到侯振走远了，调皮的小孩跑过去捡起来一看，惊讶地发现那是一截胳膊。由于孩子年幼，他还不知道那是人的胳膊，以为是猪脚或羊腿，便拿回家给父亲看。男子知道侯振曾经在监狱服刑了十多年，是个十分可疑的人物，他很可能涉及杀人案件。尽管他明白自己惹不起侯振这样的人，但他不能坐视不理。如果男子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万一侯振知道他们知道了此事，恐怕会来杀害他全家以防止消息泄露。男子权衡轻重之后，决定向公安部门提供线索和报告。他认为，如果侯振是真正的凶手，只要被警方抓获，他和他的家人就能安全了。
警方立即响应报案，赶到侯振的住处。在他的柴房里，警方发现了沾满血迹的斧头、菜刀以及人体组织的碎片。这个案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刑警们迅速设下埋伏，等待着侯振的归来。几个小时后，侯振骑着三轮车哼着小曲返回村庄，却被几名刑警一把拽下车，并戴上了手铐。被捕的侯振一脸沮丧地说道：哎，我太低估你们了，否则就不会被你们逮捕了。根据侯振的供述，警方在之前发现碎尸的垃圾场里找到了他刚刚扔掉的碎尸。
让警方震惊的是，其中一具死者竟然是侯振刚结婚不到4个月的妻子。此外，在侯振家后院的杂物堆里，民警发现了其他几名死者的个人物品，为此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1993年，侯振谋杀妻子并碎尸的罪行，无疑会被判处死刑。对于他来说，再进行抵抗也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一名多次入狱经历的人，侯振进入审讯后，甚至主动要求民警不要动手，他会积极配合调查。
刑警紧紧盯着侯振，怀着难以置信的表情问道：你为什么又去杀人了？
侯振苦笑着回答：民警同志，现在已经是90年代了，就算是农村也不再允许土葬了，都是直接送到火葬场进行火化。坟墓里只有骨灰盒，哪里还可能有人的脑子。我在监狱里待得太久了，不了解乡下也进行火化，哪里还能盗墓挖人脑呢。他继续描述：我的头疼痛得非常厉害，整晚整晚都无法入睡，只能靠喝酒烂醉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我知道这样下去肯定活不长，既然终究是要死，我就干脆杀一个人，取点脑子试试看。我在这11年的牢狱生涯中学到了不少犯罪手法。于是，我戴上帽子和墨镜，在天刚亮的时候去一个相对偏僻的劳务市场招工。作为一个开大排档的人，我不需要过多的伪装就能接触到人群。我走了一段路，然后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朴实的农民。
告诉他说我的大排档生意特别好，现在需要杂工，一个月可以给他500元，还包吃包住。当时，一个月的杂工工资只有两三百元，还不包吃住。这个农民工听了非常高兴，当场就同意跟我走了。我拥他来到我的大排档，谎称让他试工洗碗，看他的工作能力如何。这个农民工立即背对着我开始洗碗，我则拿起之前准备好的斧头，瞄准他的后脑勇敢地砍下去，将他砸倒在地。接着，我连续砍了好几下，将他活活砸死，然后吃掉了他的脑子。刑警听着这恐怖的描述，不禁感到恶心。
刑警听着侯振冷酷而残忍的描述，心中充满了愤怒和震惊。他再次追问：你是怎么处理尸体的？侯振毫回答：我将尸体拖到一个专门处理肉串的厨房，然后用斧头和菜刀将尸体切成了六块。为了防止被人辨认出来，我倒了一些食用油在尸体上进行烧烤，然后将碎尸装进编织袋里。我骑着三轮车将尸体运到垃圾场丢弃，那个垃圾场每天都有数百人丢垃圾，所以我并不担心会被人发现。回到家后，我清理了现场，然后就去睡觉了。吃了这些脑子之后，第二天我感觉好了一些，似乎那些乡下的偏方真的有用。于是，我继续使用同样的方法连续杀了5个民工。这些民工都是外地农民，常年在外地打工，很少与家人联系。即使他们失踪了几个月，家人也不会主动寻找他们。但后来我就停止了对民工的杀害，因为我害怕过多的杀戮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经过侯振的交代，警方确认了11名受害者。那名站街女既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确定她的身份，因此没有被列入受害人名单中。在侯振被捕后，警方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希望找出他偏头痛的原因。但令人意外的是，侯振的身体非常健康，化验单上没有任何异常指数，脑部更是没有任何疾病的迹象！医学专家们认为，侯振的偏头痛并非生理原因，而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由于他之前在监狱中度过了11年的单调而有规律的生活，侯振已经习惯了那种环境。长时间的监禁让他无法适应嘈杂喧闹的社会环境，这种心理问题最终导致了他的偏头痛。人们常说，治愈贫穷的首要任务是治愈愚昧。侯振不仅心理扭曲，而且极度愚昧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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